中心城市在向国际化大都市演进过程中，必然要面临城市经济结构转型的问题。随着传统制造业的梯度转移、老旧工厂的关闭，如何寻求经济增长的新的动力引擎，实现城市产业升级和功能转型是保持城市的持续发展和繁荣的关键。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大城市经济结构转型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赵弘研究员认为，总部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可以为大城市实现经济转型和持续发展提供一个重要的战略选择。

    一、什么是总部经济最近几年，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出现了两种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一种现象是一批企业，特别是一批民营企业集团，由欠发达地区向中心城市“迁都”。“东方希望”、“春兰”、“雅戈尔”、“杉杉”等将总部迁往上海，“海尔”、“长虹”也将技术总部迁往上海。温州市短短几年间就有500多家民营企业，主要是企业总部迁往上海。“乐百氏”、“健力宝”将总部迁到广州。科龙集团将总部迁往香港。“二汽”从十堰搬到了武汉。山东“浪潮”，湖南长沙“远大”、“创智”也将总部迁往北京。另一种现象是一批企业将“生产基地”从中心城市向郊区县甚至外地迁移，但却把企业总部，包括销售部门、研发部门依然留在城区范围。北京二环、三环内一批制造业企业迁往郊区县。上海同样有将原来在市区的制造业企业迁往郊区县甚至江浙的现象。两种现象虽然不同，但反映了同一种趋势----企业原有的组织模式正在被打破，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正在通过将企业总部与加工基地进行空间分离的形式，寻求成本最低化和取得竞争优势。

    这种总部与加工基地不断分离，实际上是一种在信息经济时代企业资源配置的一种新方式、新动向，由此而产生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按照这种模式进行分离的企业，而且会对区域经济，特别是中心城市的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为众多企业总部的聚集，不但对中心城市的经济结构、就业结构、城市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而且对城市的空间规划、政策体系、环境建设等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种由企业总部聚集所产生的新的经济形态，我们可以将它概括为“总部经济”。

    什么是总部经济，经济学上没有定义，赵弘研究员认为总部经济是某区域由于特有的资源优势吸引企业将总部在该区域集群布局，将生产制造基地布局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其它地区，而使企业价值链与区域资源实现最优空间耦合，以及由此对该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经济形态。

二、“三赢模型”：总部经济产生的内在机理分析

    为什么会产生总部经济现象？总部经济产生的微观经济机理是什么？赵弘研究员通过构建总部经济的“三赢模型”来进行理论探讨。

这一理论模型基于以下三个条件“假设”:一是信息经济较充分发展。网络及其新的通讯手段的普及，使得企业内部信息传递和组织成本大大降低，企业有条件实现内部不同组织的空间分离。二是企业在发展中对于战略资源的需求地位上升。随着企业规模化增大和市场竞争加剧，对于战略资源(信息、高级人才等)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而且这类战略资源不能与常规资源(产品生产制造过程中需要的土地、能源、材料以及一般加工工人等)完全替代。三是在发展水平差异比较大的不同区域之间，两类资源的禀赋差异很大，取得的成本差异很大。在发达的中心城市，战略资源密集成本低，常规资源稀缺成本高;在欠发达地区，常规资源密集成本低,战略资源稀缺成本高。

    基于上述条件假设，我们看到，在信息技术较为发达的今天，企业依然按照传统布局模式进行布局，即企业将总部和生产加工基地布局在一起，无论企业布局在发达的中心城市，还是布局在欠发达地区，都不能实现企业资源的最优配置:如果企业布局在发达的中心城市，由于战略资源密集，企业可以用较低的价格取得战略资源，但是，由于城市的发展，使得常规资源变得稀缺，企业取得常规资源的成本提高，比如，一般来说，中心城市土地价格高，环境成本高，人工工资高，等等。如果企业布局在欠发达地区，情形正好相反。在欠发达地区，常规资源的取得其成本相对较低，但由于战略资源稀缺，企业要取得同样的战略资源，不得不支付较之中心城市高得多的成本，甚至一些资源即使愿意付出再高的成本也难以取得。
 
    如果企业按照总部经济的模式进行空间布局，把总部布局在发达的中心城市，而将生产加工基地布局在欠发达地区，由此使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价格取得中心城市的战略资源和欠发达地区的常规资源----实现两个不同区域最优势资源在同一个企业的集中配置----企业由于将“总部—加工基地”在一个区域布局而被“损失”掉的那部分企业“利润”被“释放”出来，这种被释放出来的“利润”正是总部经济的“收益”所在。

    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论分析，在实际中，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空间分离之后，会带来组织协调成本的增加。如果这种成本的增加量小于充分利用区域间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所带来的收益，企业就会通过组织结构空间分离的形式进行布局----多个企业总部聚集在中心城市，而且衍生出金融、保险、资产评估、会计师、广告传媒、战略咨询等等一系列知识型服务业集群，由此而形成总部经济。
 
    赵弘研究员认为，按照总部经济进行资源再配置，不但能够使企业取得在原有布局模式下难以取得的资源优势，资源配置综合成本最低化，而且使得总部所在的中心城市密集的人才、信息、技术资源得到最充分的效能释放，使得加工基地所在的欠发达地区密集的制造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因此，总部经济是一种能够实现企业、总部所在区域、生产加工基地所在区域“三方”利益都得到增进的经济形态。所以作者将总部经济模型称为“三赢模型”。

三、总部经济在大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五种效应”和“五个特点”
 
    赵弘研究员认为发展总部经济至少可以为中心城市区域发展带来五种“经济效应”：

    一是“税收贡献效应”。总部对于所在区域的税收贡献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的税收贡献效应。无论采取那种组织方式，总部如果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都要向总部所在地方上缴所得税，在我国现行税率之下一般为33%。如果企业采取“公司—分厂”组织形式，企业的增殖税、所得税、营业税，以及城建税、教育附加等一般也要在企业注册地，即总部所在地上缴。另一方面是公司总部员工的个人税收贡献效应。在总部工作的高级白领，其丰厚的个人收入，必然要通过个人所得税形式为总部所在区域经济做出贡献。当然，理解总部经济税收贡献，要从传统追求企业百分百的税收在当地上缴，转变为对于城区内(比如CBD范围内)单位面积的税收产出(总部与基地分离，税收分流一部分是必然的，但城区同样的面积通过建造商务写字楼可以容纳几十倍原有数量的企业)。
 
    二是“产业乘数效应”。制造业总部所在的区域，知识型服务业往往都比较发达，形成为制造业总部服务的知识型服务业产业链:由通信、网络、传媒、咨询等组成的信息服务业;由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基金、租赁等组成的金融服务业;由会计、审计、评估、法律服务等中介服务业，由教育培训、会议展览、国际商务、现代物流业等组成的新型服务业。实证研究标明，一个制造业跨国公司总部向一个区域迁移，都会带动几个、甚至是十几个与其有紧密业务关联的知识型服务公司随之迁移。与此同时，总部经济所带动的商务写字楼、房地产等城市投资对中心城市的增长贡献也是很大的。通过制造业总部这种“乘数效应”可以扩大一个区域的经济总量，提升第三产业结构水平、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
 
    三是“消费带动效应”。总部对于所在区域的消费带动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总部的商务活动、研发活动以及保障商务活动和研发活动所必须的各种配套消费;第二方面是总部高级白领的个人生活消费，包括住宅、交通、子女教育、健身、旅游、购物等等，这种消费对于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四是“劳动就业”效应。总部经济的发展本身会充分利用所在区域的智力人才优势，带来大量高智力就业岗位。同时，通过产业乘数效应，带动第三产业，包括知识型服务和一般型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就业岗位。

    五是“社会资本”效应。一个区域聚集了大批的企业总部，说明这个区域的商务环境、综合环境比较优越，无形之中能够提升这个地区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国际地位，促使这个区域的地产升值。同时，总部经济加速知识型人才的培养与再造，多元文化的融合与互动，加快这个城市的国际化步伐。
 
    赵弘研究员认为，总部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其特征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即知识性、集约性、层次性、延展性、辐射性和共赢性:
 
    一是知识性。企业总部集中了企业价值链中知识含量最高的区段，研发、营销、资本运作、战略管理等，属于高度密集的知识性劳动。
 
    二是集约性。企业按照收益最大化原则布局产业空间结构，最大限度取得中心城市服务业发达、智力资源密集的优势，最大限度利用了生产基地土地、劳动力、能源等要素优势，形成产业配套，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成本。

    三是层次性。总部经济模式在不同城市、不同区域，其产业、功能、规模都各不相同，具有全球总部、地区总部、国内总部以及行政总部、营销总部、研发总部等多种层次，从而充分发挥不同地区的资源优势，形成不同城市、不同区域之间的合理分工与合作。
 
    四是延展性。总部经济形成了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的经济链条，不但能够实现二产向三产的延展，而且能够实现知识性服务业向一般性服务业的延展。
 
    五是辐射性和共赢性。在总部经济这种模式下，可以通过总部——加工基地链条实现中心城市的信息、技术、人才等区域资源向欠发达的区域辐射，增强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带动能力。同时，总部经济模式改变了区域之间对同一产业在企业、项目上“非此即彼”的简单争夺，实现不同资源优势的区域之间通过功能链不同区段的再分工进行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四、总部经济对大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总部经济理论是从区域资源优势、劣势的研究出发而提出的一个新理论，丰富了大城市经济的内涵，在实践中对于大城市经济的拓展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美国学者J.O威勒分析了美国20座大城市的资料，发现有60%的城市在制造业转移出去之后，保持了持续繁荣的局面，主要原因是城市实现了产业服务化和总部化，也有学者称“逆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这实际上就是实现了城市的总部经济化，赵弘研究员认为，总部经济对大城市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一，总部经济符合大城市的资源特点，使大城市能够发挥资源优势而规避资源劣势，实现可持续发展。大城市在经济发展中，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人口的不断集中，大多都会面临能源、土地、水等常规资源短缺的问题，制造业的发展面临资源瓶颈。盲目的继续发展制造业将导致城市环境的严重破坏，城市发展面临危机。但是同时，大城市在科技、人才、信息等战略资源上具有优势，总部经济正是基于大城市的资源特点，将大城市不具备资源优势的生产加工向外转移，同时充分利用大城市丰富的战略资源优势，吸引企业总部入驻，并大力发展围绕总部的各种高端知识型服务业，这样，既能使大城市的优势资源得到充分释放，又能避开大城市环境承载能力弱等劣势，有利于实现大城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总部经济为中心城市提供新的产业接续，有助于大城市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功能转型。大多数国际性大都市，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都很好的把握了制造业调整与寻找新的支柱产业的问题。例如纽约，在纽约制造加工工厂外迁的过程中，制造企业的总部以及制造业中的高端部分如研发、销售等留了下来，纽约外面的企业总部不断迁入，同时，城市的服务业尤其是知识型服务业实现了较快发展。在这样的条件下，纽约顺利实现了由制造中心向商业中心、金融中心、文化中心、管理控制中心等城市功能的转化，成为了国际化的大都市。可见，总部经济通过众多企业总部的聚集，带动金融、保险、会计、律师、咨询等现代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形成大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大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功能转型中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总部经济在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形成新的功能合作，增强中心城市的辐射能力，促进区域整体的经济发展。总部经济使城市的发展不再局限于本地的资源，而是跳出本地，通过与周边区域其他城市的合作，构建总部经济链条关系来实现协调、互动式的发展。从全国范围来看，“珠三角”和“长三角”是总部经济的最早受益区。“珠三角”的发展得益于香港作为总部资源密集的区域和深圳、顺德、东莞等制造资源密集的区域之间的一种互动发展。同样，“长三角”的发展也得益于上海作为总部资源密集的中心城市和江浙一带作为加工制造资源密集的腹地之间的“总部—加工基地”功能分工。可见，发展总部经济有利于中心城市和其他城市突破资源瓶颈，提升产业结构和城市功能，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