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对各位专家、学者，特别是来自外地的很多领导和同志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借论坛这个机会，我想从过去工作接触的角度，谈三个关于总部经济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总部经济为什么会出现？它的背景是什么？我赞同赵弘同志的观点，总部经济出现是在信息技术充分发展的情况下使得企业控制体系和生产制造体系可以出现空间分离。但是我想这一个背景是不够的，更重要的还有两个背景。

　　第一个背景就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中国而言，当然要首先归功于我们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如果没有这样的决策，也没有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的支持，不可能出现这么多的总部在其他国家，但在这里建立分支机构的企业体系。

    第二个背景，我觉得还是要强调经济发展最终促进了企业规模的不断壮大。没有足够大的规模即便具备了决策指挥体系和生产体系分离的技术支持条件，也没有必要进行分离。企业的一切都会从他们的生产、经营的实际来考虑。我们试想，如果海尔还是当年那么一种局面的话，还需要建立什么全国总部、海外总部和不同层次的控制性指挥中心吗？所以我想要特别关注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研究其发展壮大的规。

　　第二个问题，一个区域发展总部经济到底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条件？我个人认为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这个城市和区域应该具有各类高素质综合性人才的聚集能力，或者是吸引能力。因为总部与一般的生产制造体系不同，它不仅需要在某一个制造业领域或者服务业领域专业的人才，它还需要各种综合性人才来支撑一个总部控制体系的运行。我为什么要提出聚集和吸引？一个城市自己能够培养人才固然是好的，但也不能简单的认为所有的人才都要由这一个城市来提供，我在中关村工作的时候讲过，难道中关村有大学，这些大学的人才就只会为中关村工作吗？北京培养的人才一定必须都在北京工作吗？肯定不是。那些工作环境很好的地方是很有吸引人才的魅力的，这一点，作为高校聚集的地方要有紧迫感。所以我觉得总部的第一个条件是各类综合性人才的聚集能力和吸引能力。

　　第二个条件，一个区域总部的建立与这个城市和区域是否是国家和区域的经济决策和监管中心有着直接的关系。总部在目前全球经济体系的格局下，特别是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格局下，是需要与一个国家或地区性的政府和经济政策的制定以及监管部门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的。所以我想一个城市是否具备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区域的经济政策制定和经济监管的职能是吸引地区总部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个条件，总部要靠近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区域的市场中心，以便进一步提高和加快对市场变化做出的各种反映和判断。总部是生产经营和各种决策的指挥中心，在需求导向越来越强的背景下，能否靠近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中心，快速的对一个国家和区域的需求状况做出判断和决策是非常重要的。　　尽管信息网络、信息技术非常之发达，但对物的分析、直观判断和交流是不能完全靠互联网替代的。

　　第四个条件，我没有完全想好，到底是总部带动了服务业还是服务业支持了总部的发展？可能两者是相互促进的，但就目前而言，服务业的繁荣和发展仍然是支持一个地区吸引总部发展的重要条件。因为企业总部并不是完成企业生产经营决策、市场营销推广、开展公共关系、控制自己生产经营体系的全部任务，需要专业化分工的支持，需要金融、保险、证券、以及各种现代服务业功能的支持。所以我觉得服务业的繁荣也是支持一个地区总部运行的重要条件。

　　最后一个条件，应该是这个区域的综合环境。如果综合环境不好，即便具备了很多条件，也不能满足总部各种高级管理人员生活和工作便利性的需要，所以我想综合环境也是重要的。

　　如果用上述几个条件作为判断一个地区是否具备吸引总部发展条件的话，我赞同刘世锦同志刚才的观点，北京毫无疑问总部现象早就存在，中国的总部经济最早就在北京，我们所有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大企业总部几乎多数都在北京。我可以向大家透露，在改革开放20年来，全球500强或者大企业的投资性总部、投资性公司目前在北京有145家，商务部给出的统计已经占到全国的50％左右。我想之所以能有这样的现象，是因为北京基本上具备了上述五个条件：

　　北京是各类高级人才的聚集中心，得益于中国计划经济留给我们极为丰富的教育和科技资源，使得北京留下了很多国家首都所没有的、特殊的一种战略资源，就是人才和科技的优势，这是研究北京经济跟华盛顿经济根本不同的重要差别。就经济政策的制定跟市场监管中心而言，毫无疑问，因为北京得益于中国的首都地位和功能，所以北京与这个功能叠加、整合在一起了。从营销学角度可以认为北京是一个重要的市场中心，至少它是中国若干市场中心的一个，因为，第一它的需求总量足够大，交易活动量非常丰富，北京的市场需求总量与GDP的关系是中国所有城市和地区所不能比的。第二，北京市场各类信息高度密集，新的产业布局理论很注重信息对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持。信息不仅仅是靠互联网完成的，还有一些重要的实物信息对大家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咨询和支持。我跟美国（PAST）全球总裁说过，如果方法得当的话，在北京24小时之内可以找到在中国市场上所有的电子类消费产品的真实实物，你还可以进一步跟实物拥有者来探讨价格的真实性、货源的渠道等等，这在有些地方是不能完成的。与此同时，北京市场对中国的内陆地区有一定的消费示范作用。另外，北京的地理位置很有意思，它在环渤海经济圈中是重要的联结点，同时又连接着中国的西北、东北和华北市场。很多做民用商品的企业家都知道，要想进攻中国的东北、西北和华北市场，首先要占领北京。

　　很多跨国公司把他们的研发中心建在北京或者中国的有些城市，我负责任的讲，他们不仅仅因为看到了中国的人才，更多的还是看到了中国这里特有的市场巨大和支持这种市场特定的生活、工作方式。生活和工作方式的细微变化会改变需求，创造新的需求，这是他们把研发中心放在这里的重要原因。

    我想北京也还有一个很好的条件，就是尽管我们的城市综合环境的确有很多不足和问题，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首都，它还可以代表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生活和工作水准。所以我觉得北京的总部经济现象是有背景支持的。

　　第三个问题，我建议对总部经济在理论和现实层面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从理论层面，我建议社科院包括关心这个问题的同志，首先还是要回到最基本的理论层面，要加强理论的研究。对一个新理论的提出不外乎是三种研究方法：首先是理论的，其次是历史的，然后是统计的。这三种方法都非常重要。缺一不可。在理论的研究方法上，我个人建议，还是要用最经典的各种理论，特别是经典的经济理论来解释现象，在他们的整合当中作出理论创新。比如说，新的产业布局理论中提出企业要向市场中心和信息中心聚集的一些思考是可以来解释总部经济行为的，而不是简单的靠生产成本最低化的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当然社科院的研究在理论上是有一些重要成果的。比如说赵弘同志刚才强调的对企业发展资源的分类，特别他提出对战略性资源和常规性资源的分类，我觉得很有理论价值。早期的学术界对生产要素基本是一体化进行分析的，这样，常规性和战略性资源的划分是很有理论价值的，它是可以支持企业在一些背景下将总部和生产制造基地分设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也包括区域经济一体化，赵弘同志提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研究成果都是很有理论价值的。所以我建议首先要用理论的方法，也就是理论、历史跟统计的结合，要用最基本的经典理论来碰撞你的总部经济现。第二个研究，当然是对实践问题的深入观察。这是我们北京社科院研究的长项，每年出版的“白皮书”我都研究过，我觉得在实践研究和观察方面社科院是比较领先的，应该继续加强，但是实践的研究还要回到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上。

　　比如说总部经济跟一个地区经济总量发展的关系，如果从学术角度探讨产业空洞化的话，一个地区的经济能力是增长还是下降是很难一概而论的。我个人认为对日本和一些发达城市的产业空洞化，它的经济是强了，因为GDP并不统计它在海外经营活动的盈利能力、控制力，它统计的是一个封闭区域内部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繁荣程度。所以我跟日本人每次讨论的时候都不客气，我说你不要说你们经济是下降的，你们海外投资、扩展、控制能力仍然是很强的，因为GDP并不反映这个过程，因此我觉得总部经济要研究好地区跟国家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再比如说总部对地区经济的税收贡献，我讲过这样的看法，总部有若干种模式，并不是每一种模式都必然对地区的经济特别是税收做出贡献的。你们可以去丰台调查，可以做各个总部的分类调查，要多研究企业经济活动各种模式跟税收的关系。地方政府发展经济，获得税收是本质追求，是充分履行政府职能，进行二次分配，提高全社会平均福利水平的基本条件。所以总部对地方经济的贡献，特别是税收的贡献，这样具有重要现实问题的文章和研究，我建议还要进一步的深入，这才会让在地方工作的同志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

　　当然，社科院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多深入的探讨，但是我希望能进一步的深入分析这些问题。总部经济现象作为一种重要的现象，而且有着一定趋势性的现象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社科院的研究成果也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之所以能够吸引这么多外地政府部门领导同志和专家参与今天的论坛就表明了它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很有意义的重要课题。我衷心希望能够借助今天高层论坛举办的时机，能够更加广泛的听取专家、学者和企业界特别是不同层面的企业家的意见和判断来进一步的丰富我们研究的理论基础，对北京总部经济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